毛时安:人民至上——浅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表时间:2024-11-16 18:02 人民至上 ——浅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艺事业的高度重视,体现出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信任。亲切、朴实的话语,蕴含了对当前文艺事业现状极其明晰的了解、睿智清醒的洞察。其中既有对作家艺术家辛劳创作的热情肯定,又直面当下所存在的问题。如果说1942年5月,在伟大的抗日战争迎来胜利曙光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则在中华民族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又一历史时刻,是一份对当下和未来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批示,还先后给部分文艺单位、文艺工作者回信,进一步体现了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关怀。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列举并论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元素,特别指出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文艺事业,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长河,映现着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奋斗发展史。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核心精神和基本理念,是贯穿于中国现当代革命文艺、先进文艺的一根主线、红线。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在她的旗帜上就有了两个永恒的大字——“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因此,“人民”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主人形象,始终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反映的中心和表现的重心,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规模、有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工作实践。在党的领导下,“左联”顺应世界左翼文化潮流,倡导“普罗大众文艺”,主张并践行“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在“左联”掀起的文艺浪潮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在旧社会中苦难挣扎的人民群像——春宝娘被卖作地主的典妻,沿着浙东山区的崎岖小路走来;杨树浦纺织厂面黄肌瘦的包身工在寒夜的风中颤抖;生死场上的人们“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还有桑树林中蚕农老通宝沉重的叹息,江南小镇贫苦寡妇文嫂的自尽……左翼电影阵营推出了《风云儿女》《大路》《十字街头》等四十多部真实表现人民苦难和抗争的影片,其中《渔光曲》《毕业歌》《大路歌》等插曲成了中国现代音乐的经典,《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经过“土改”成了主人,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定和彰显。在“为人民大众”的旗帜下,大批作家艺术家深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一线,创造了为解放、为自由、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人民群像。从《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到《王贵与李香香》《吕梁英雄传》,再到《荷花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感受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挣脱枷锁获得自由,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决心和成果。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以洋溢着泥土气息的清新和亲切感,展现了中国农民在扫盲、大生产运动中喜悦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古元、力群、彦涵一大批版画家把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战斗精神带到了解放区。合唱《黄河大合唱》和歌剧《白毛女》,前者把西洋合唱形式与民族韵致曲调结合起来,史诗般地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宏阔正音;后者通过“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从人的尊严、人的解放彰显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周立波著《山乡巨变》(左) 柳青著《创业史》(右) 新中国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大批为新中国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当然是文艺的重要表现对象。长篇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逐鹿中原》《古城春晓》,话剧《万水千山》,电影《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大决战》……是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黄钟大吕的史诗抒写;《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则借鉴了传奇小说、戏剧的创作手法,以惊险曲折的悬念和复杂多变的故事引人入胜。值得关注的还有以温婉、细腻风格娓娓讲述的革命文艺作品,例如小说《百合花》《党费》《七根火柴》《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苦斗》,诗歌《雪与山谷》,电影《柳堡的故事》《革命家庭》……可以发现,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是这些作品同时高举的三盏明灯,既照亮了历史,又照亮了人心,更成为人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前进道路上的精神之光。
△话剧《于无声处》(1978年)演出照 (来源:“解放日报”微信公号) 改革开放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深化。邓小平同志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揭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一切进步的文艺创作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走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历史,创造了令全世界震惊、赞叹的巨大进步和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小康已经实现,共同富裕正在实现。而创造出如此人类历史奇迹的主体,就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时代巨变和社会进步中。当百多年前的中国政治家屈辱地坐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字桌前,他们怎么可能想到如今的中国已成了屡次成功击败外敌、拥有三艘大型航母的军事强国?当几十年前的中国企业家依靠为国际品牌代加工赚取菲薄利润时,他们怎么可能想到如今的中国企业已大批进入“世界五百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中国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真正力量。没有人民的创造,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因此,人民群众是最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用心去爱、用情去写的。他们怀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承受的苦难和压力,他们克服的艰难和险阻,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透射、焕发出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苦干精神、奉献精神,值得文艺工作者用自己的全部心力去描画、赞美。 毫不夸张地说,新时代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全世界素材最丰富、内容最多样的富矿。如果说中国文艺工作者是身在庐山之中,那么不妨去听听外国作家、艺术家在访问中国时的惊叹。一位爱尔兰作家每天听着上海熙熙攘攘的市声,赞美道:“我的窗外就是一首上海的交响乐!”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感知和创作,让读者了解上海人的生活风貌,了解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一位挪威作家感到“上海就是未来”,他表示:“我来上海后,就成了这未来中的一份子,这对我而言是个美丽的惊喜,因为一直以来,我认为自己只是属于‘曾经’而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十分认同为人民而写作的理念。他认为,中国小说为普通人而写,这种面向大众的文化精神早在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中就体现出来了,目前正被发扬光大。
从革命斗争时代、计划经济时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永恒命题始终充满了具体的、复杂的变化。这是因为“人民”的内涵与外延随时代发展不断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因此,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落实落细,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必须不断自我革新。 作为文艺创作的目标群体,新时代的“人民”比过往年代的“人民”,有丰富而广泛的变化。在阶级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人民是一个有着明确矛盾斗争对立面的群体;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人民是一个相对整齐划一的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尤其是新时代,人民已成为一个经济自由度和思想活跃度高,文化品位和审美选择差异大,阶层复杂多样,具有强烈、丰富的个性色彩的群体。
当前文艺创作正在实现供给侧的突破。话剧《深海》《柳青》真切再现了人民科学家、人民作家最“人化”的可亲近、可感受的艺术魅力。电视剧《觉醒年代》正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品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时代激流中,激情澎湃地寻找真理的青春形象,引发了与当代受众的热烈共情;《山海情》敢于直面中国脱贫的艰难进击。舞剧《只此青绿》以高度唯美主义的舞台呈现,特别是独出机杼的“青绿腰”,精心编排的群舞,满足了观众对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和审美的升华。
新时代以来,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已成为主流,从中可见一些优秀的作品,背后可以感知创作者们的智慧与热情。然而遗憾的是,仍有不少作品明显缺乏生活的基础、时代的质感,有个别甚至只靠新闻报道和艺术技巧生编硬凑。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是一条久经考验、颠扑不破的真理,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获得成功的唯一法门。1986年,作家巴金在《致青年作家》一文中写道:“所谓划时代的巨作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出来的。”巴老不仅说了,更是做了。五十年代初,他自愿参加志愿军慰问团,亲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冒着生命危险,终日在前线战壕里与最可爱的人同甘共苦,挖掘了他们内心深处不惜生命、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气,创作了小说《团圆》和一批散文作品。《团圆》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呐喊成了几代人永恒的记忆。油画家王式廓以中国农村土改为题材的巨幅油画《血衣》,源于延安时期产生的初步想法,1949年参加北京郊区土改,1954年完成草图,1957年完成大样, 1973年基本完成油画,历经了整整20个春秋寒暑。20年间,王式廓不断去农村深入生活,对中国农民在历史瞬间爆发出来的情感和行动,有了真切的体悟和透彻的理解,可谓“二十年磨一画”,使鲜活的生活最终成了永恒的作品。但凡这样的作品,无不有着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被生活原型深深打动的经历。电视剧《山海情》之所以赢得网络9.4的高分评价,原因就是主创深入生活,感受真实,抒写细腻,剧中演员无论大小都去沙尘飞扬、空气干燥的戈壁荒滩,体验当地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从而以饱满的激情和扎实的艺术表现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王式廓《血衣》布面油画 中国美术馆藏 新时代是一个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手段的信息化时代,且正在进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革命性时代。有人问,难道以互联网这般庞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以AI这样强悍的助力,还不足以满足文艺创作的需要吗?还需要沿用刀耕火种般的传统方式去创作吗?我无意抹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给世界、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和发展,只是想指出事物的另一方面:网络世界包括其提供的信息,人工智能包括其“创作”的“产品”,对文艺创作而言有着明显的威胁和重大的缺陷。因为互联网是一个没有生活热度的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是一个缺乏生命温度的冰冷机器,它们都没有文艺创作所必需的生活质感、思想碰撞、人性肌理和心灵感应,没有人与人直接接触所能得到的“体验”及其碰撞的光亮。文艺创作绝不能只依靠一个数码堆积的符号世界,绝不能只满足一台机器运用算力生成的图文视频。我们发现过于依赖互联网和AI“创作”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人的气息,包括人的思考、人的感情甚至人必然会有的失误,从而面临失去自我的、异化的风险。托马斯·弗利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网络世界把生活现实压缩成一览无余的平面,我们可以瞬间知道许多东西,却既没有纵深感,也没有立体感,只得到了一个平面的表象。这使我想起英国作家福斯特把小说人物分为“圆形人物”“扁平人物”两类,认为创作者若主要凭借网络世界提供的素材,主要依靠智能算法生成的产品,那么只能制造出干瘪、苍白、没有血色的“扁平人物”,断断是创造不出丰满、立体、感人的“圆形人物”来的。
二是更加热情地去关注新的审美现象,包括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等,其中必然蕴含着人民对文艺的新需求和对审美的新期待。今天的观众已经不太满足“你说,我听”的接受模式,也不太喜欢“故事+道理”的叙事模式。观众进剧场的预期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你要给他什么,让他听到什么,而是他来是想要看什么,期待看到什么。
*作者: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来源:《上海艺术评论》杂志 |